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贡献史学力量

古往今来，历代中国人民都用自己的行动维护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面向未来，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应不断深化研究，为传承和巩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贡献史学力量。

做好重大学术问题研究。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研究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重大问题为抓手，做好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具体来看，我们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讲清楚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等等。

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所确立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华民族始终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大一统传统和理念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重点课题之一《清代国家统一史》从国家统一的视角客观阐述清代国家实现统一、巩固统一和维护统一的历史进程，较好地体现了大一统思想。我们要继续做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深度研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大一统传统与现代国家统一的有机衔接，不断筑牢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少数民族纳入中国史，随后的历代史著都延续这个体例和传统。这些史著真实客观和系统地记载了中华民族各民族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体现出我国古代史学维护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担当。今天，我们要着力提高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研究水平，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深入总结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经验，揭示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规律，把握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推动有关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历史研究不断走深走实，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融为一体 牢固凝聚（学术随笔）

谢 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深刻阐明了这一突出特性对于我们民族、国家、人民的重大意义。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发展史，像中华文明这种大地域文明还具有如此突出的统一性，是非常难得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支撑和传承的结果。其中，有三个方面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地理的理想建构，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塑造作用。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开辟之功，以高山大川、江河湖海为地理标识，以河川贡道为联结，划分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在治水分州的基础上，《禹贡》又描绘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渐次而成的甸、侯、绥、要、荒“五服”体系，提出以方五百里或千里的整齐划一尺度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期实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的境界。《禹贡》中的“九州”，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地理建构，其擘画的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天下大一统格局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国家观，寄托着济世经邦之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视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根本的大一统家国情怀。

治理制度的演进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支撑作用。作为完整拥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的大地域文明，中华文明具备适合农业开发和国家延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历代王朝国家和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曾在这片大地域上探寻稳定的人地关系和制度模式，以期发展农业、繁衍人口、延续文化、稳固边疆。秦汉王朝的疆域，已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基础。自秦汉开始推行的郡县制行政区划体系，总体上为历代所遵奉。历代王朝根据疆域规模、职官制度的具体情况，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理化调整，并对行政体制加以改革。从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到逐步完善的选拔制度，治理制度的演进能够为国家选拔人才，再通过体系化的职官制度将一批批官员派驻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确保中央的决策和政令得以达至基层、远及边疆。随着朝代更迭和疆域拓展，这片广袤大地的各个区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地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深，各族人民互动日益频繁。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政权往往会选择以达济天下为国家追求，建立一统的统治秩序，并根据边疆治理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选择能够实现疆土稳固和民族团结的国家经略。另一方面，各民族在迁徙、定居过程中也开拓着疆土、稳固着边疆，并与中央王朝及其他民族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加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不断强化。

地域文化的认同形成了源源不断的向心力，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起到了传承作用。尽管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也应看到，其中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在发展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归根到底需要通过稳固的地域文化认同得以确立和传承。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地方政府就面临着重整户籍、清理财政、稳定秩序等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民众常常依托社会组织和地方乡贤士绅等，重建集体记忆，通过各种民间文本的历史叙事，既强调旧制传统，又适应新政改变，对社会组织加以维系和更新，确认并保护其资源、权利。在新的行政区划得以建立的过程中，地域社会的差异性逐渐被纳入国家制度的统一性。与此同时，许多外来的文化元素也被吸纳到本土化、统一性的地域文化建构中。从文化意义上领悟这种包容多元的统一性，才能理解为何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变乱和挑战，但统一的国家始终存续。此外，“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这类维护国家大一统的理念和举措，不仅仅着眼于技术化的标准制定，更以知识和制度的方式，对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衡性以及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各地域间的矛盾加以调适。这样的调适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艺的传播带来了便利，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文化和国家认同，通过源远流长、未曾间断的传世典籍以及口耳相传、日用不觉的礼仪习俗，将生生不息、繁盛多元的地域文化牢固地凝聚成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统一性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作者为中山大学副校长）

修齐治平 兴亡有责

家国情怀激发向心力和凝聚力

朱 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是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得出的重要论断。自春秋时期萌生大一统观念后，在200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虽然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织出现，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历史大趋势。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国家统一的局面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就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全面理解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所激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价值观基础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西周时期，族权与政权的结合使得家与国具有相同的内在文化机理和社会功能，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西周之后，这种政治伦理主要在儒家思想的倡导下，进一步实现系统化理论化。如《论语》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进一步引申出“修齐治平”的说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汉代以后，基于这些重要思想而形成的家国同构秩序，成为历代王朝奉行不悖的治理模式。